我曾經歷一段非常艱難的時光。沒有合法的簽證身份，生活只能眼睜睜看著為數不多的存款一寸一寸地消失。雖然有幸得到朋友的照顧，但是每天伴隨我的都是在異鄉的恐懼、絕望與悲哀。
最可怕的是求職處觸碰壁。在那段不停找工作的日子裡，我投出了一百多封履歷，卻收不到任何回音，偶有回覆也都是拒絕。
起初，我從熟悉的領域開始投遞——美術館、畫廊、藝術與文化相關工作。隨後不斷放寬條件，從百貨公司櫃姐、傢俱銷售，到畫廊實習生、咖啡店員、中文保姆、酒店大夜班、中文電話客服、餐廳廚房工作，我都嘗試。然而，沒有一個機會願意接納我。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人間廢物。
不過也因為這樣，我經歷了人生中最關鍵的轉變：我的目光開始改變。
當我走進麥當勞時，我眼睛第一個見到的是廚房深處，滿臉油光、神情疲憊、默默炸着薯條的阿姨，或是皮膚被汗水浸得發亮的有色移民。我在想，如果是我，我能做他們的工作嗎？
我經過氣派的辦公大樓，大理石廳堂中西裝革履的人敏捷進出，我看到的是在角落裡彎着背、靜靜拖地的清潔工，他就像一塊陰影。我在想：如果我是他，我的生活會是怎樣？
街上那些精神失常、嘶吼、渾身氣味的乞討者，從前我或許會快步走開，但現在，我的想法既不厭惡，也不憐憫，而是：如果我像他一樣走投無路，那我應該也會同樣的被孤獨和排斥給逼得發瘋。
在地鐵上我認真聽那些唱歌的表演者。我尊敬他們的努力，我欣賞他們的才華，我把零錢掏出來給他們，那就像是魚死在池塘中相濡以沫，我們都搭在同一班車上，不知道這班車的前途將開往何方。
正是在那個時候，我突然看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：整個空間——我所處的環境、這個國家、這個集體社會——頓時以一種殘酷而清晰的方式重新展開。我看見的不再是表面的繁華，而是那些困頓、不得已和無助，那些潛伏在背後、不被注意卻支撐著整個空間的身影。當我開始意識到——自己很可能，也隨時會是他們中的一份子，我睜開了雙眼，是他們的雙眼，在這樣的注目當中，這整個世界，從此變得不同。
這種看見帶給我兩種驚奇。
第一種，是對於自己過去視線的驚奇。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看見這些人？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我一直對他們視而不見。就好像他們在我的世界裡，根本不存在。
第二種驚奇，是意識到我過去一直把自己放在怎樣的位置上：從我的教育背景，到我出生的階級，再到我處的社交環境，這些都構成了一個封閉的視野，使我帶著一種（刻意與非刻意）的傲慢和慣習。在那個視野裡，我所接觸到的人，和我此刻所看見的「底層的人」完全不是同一個維度，就像一個平行宇宙。過去的種種舒適，使我變得如此盲目。
一些藝術家提出來的視野就帶有這樣子的驚奇。
他們不畫光鮮亮麗的人物，不描繪那些大眾追捧的社會名流，甚至不聚焦漂亮的臉孔或「值得被展示」的生活片段。
比如 Alice Neel 筆下經濟大蕭條時期赤貧、悲愁的母子，他們的面容槁枯，肩上疊著生活的重擔；比如當同性戀仍屬非法的年代，David Hockney 畫中一對敞亮坦然的同性伴侶，以日常的姿態呈現生存以及愛情的真實樣貌——他們的關係持續至死亡才將他們分開。又比如 Apollonia Sokol，她常常描繪她身邊各種朋友，或那些生活中我們習慣避而不談的經驗：躺在手術台上開刀的光景、一位新手母親躲在化妝室擠乳疏通的片刻，她像聖像畫一樣地將它們呈現在畫布之上。
藝術重新打開了這個「看見」的可能，這正是它的政治性所在。當藝術家重新分配可見與不可見的經驗，將那些被日常忽略的、被主流排除的、被沉默覆蓋遮蔽的「隱形」人與時刻，正正當當地放到畫布正中央，丟到我們眼前時，這就是藝術創作的「政治性」，因為這些藝術家提出了要求，呼喚我們這些成天只埋首於自身盛宴中的觀者：打開那個封閉的世界。
透過這些畫畫，我們被迫與那些原本被忽略的生命相遇，就在這樣的目光挪移之間，我們必須重新去思考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。
我們過去之所以看不見，不是因為缺少眼睛，也不是因為社會真的如此完美無缺，而是因為我們被某種秩序、某種習慣所制約，於是無意識的視而不見，就好像那些人、那些處境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。
只有當我們開始看見，我們才有機會去同理，去理解，把自己的位置與他們的位置重疊。甚至有一天，當我們意識到他們受到委屈或不公平對待時，我們能夠為他們發聲，甚至挺身去代表他們。
所以今天我邀請妳/你問自己一個問題：
「我真的看見了嗎？」
你能否從過去的侷限、框架、條件設定裡掙脫出來——從你慣常感知世界的方式，從你所處的同溫層，從你執念的信仰，從你堅信世界一定非怎麼樣不可的非理性價值，甚至從你被媒體與大數據餵養的資訊流，以及從你自覺或不自覺的傲慢與ego之中，走出來，去看見那些本來不存在於你世界裡的人？去經驗你未曾經驗的生活？
因為，一旦你「看見」的那一刻開始，我向你保證，世界之於你就將變得完全不同。